网站首页 >> 商氏人物 >> 文章内容

遵主圣范——追忆商天行先生

[日期:2014-10-29]   来源:中华商氏网 中国商氏网 商氏网 世界商氏网  作者:商春锋摘录   阅读:62[字体: ]

    商天行的一生(1905年——1982年5月24日) 
   商天行(曾用名永弟,监信),1905年出生在浙江省嵊县石璜镇堰底村。祖父曾教过私塾,父亲做玉器生意,后改做眼镜生意,但都是小本经营,肩背货箱,走村过户,另卖另配的,家境尚可。
商天行幼年读过私塾,1915年到嵊县剡山小学(县城关镇)读书;1920年考入杭州第一师范读书,1923年毕业。
他在剡山小学时就为人生意义而烦闷,“人生在世上究竟是为了什么?”在杭州读书时,也一直在为此问题而思索,由于思虑过度,竟愁出了半头白发。当时西方文化已传入中国,对青年人影响很大。因此,为求人生答案萌生了去法国求学的想法。师范毕业回家后,向父亲提出此事。父亲当初不同意,但祖父竭力支持他,说这孩子将是栋梁之材,会有出息的。于是父亲将所有的积蓄,并将自己的全部田地及姑婆的田地抵给银行借钱,总算凑够了路费。
1924年,商天行踏上了出国之路,谁知在杭州火车站买去上海的车票时,满满的一藤箱银元 (当时尚不通行纸币)放在脚边被小偷窃去,当时的心情无法言表。无奈之下,到了上海,找到一个杭州师范的同学,请他想办法。这位同学交际还广,找到远洋轮船公司的一位朋友。那位朋友也感到很为难,后来总算想出了一个办法,叫商天行穿上水手的海魂衫,冒充烧炉工混上了轮船。但此船只到新加坡,那只好在新加坡暂时落脚,临时教了几个月的书。
1925年,到了印度尼西亚的文岛(又名邦加岛)费里洋小学教国文,直至1926年。1927年又在婆罗洲沙涝越味喱教书。
1927年下半年乘船回广州。上岸时被士兵扣留二天,直到他报出戴季陶的名字,核实后才放了他。戴季陶还约见了他,留他在那里干事,被他婉言拒绝。后来他住在华侨协会,进中山大学读书。11月底,广州起义爆发,便乘船经上海回家。
这次出国四年,没有多大收获,只是见了些世面,学会了英语,当然也小有积蓄。但人生意义的难题还是没有解决,因此他想再次去法国。父亲见他意向这么坚决,尽管家业艰难也只得依了他。为了减少费用,叫儿子去瓦窑头村找沈骏达。商家与沈家可谓三代世交,因祖父曾在瓦窑头村教过私塾,父亲与沈骏达之父系同窗。沈骏达也是杭州第一师范毕业,曾留学比利时十年,在比国广有交往,听说商天行想去法国,就托人带信给他,叫他去面谈。沈见他谈吐可以,记忆力也好,就为他介绍一个比利时的机构,这个机构是救济流浪在法国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的。沈说:“如果你到法国后若没有办法的话,可持我的介绍信到比国的鲁文去”。
1928年初,商天行再次踏上追求真理之路。三月间终于到达比利时,那时勤工俭学的高潮已过,因当地的劳动力已够,很少雇用外国工人了。好在沈骏达已先有信来了,他们对商天行很热情友善,生活、读书都给他免费安排好了。
读书期间,他在那里信了天主教。并详细研读了圣经的四福音和使徒行传。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领悟,他发现天主教以教条仪式为准则,不是以信仰圣经中原来的道理为标准。西方的课堂里比较民主活跃的,老师提问,学生可随意回答:学生也可提问题要老师解说。在上圣经课(神学)时,他对老师的讲解经常提出异议,并提出问题请老师回答。由于他的观点与众不同,因此老师向校方反映,他的见解被认为是异端邪说。他这个人被认为是危险分子。这样一来,他的处境艰难起来,为此他主动休了学。
1929年转到法国继续学习。在法国求学期间,他认识了中国驻法国大使陆徵祥。陆徵祥曾任中国第三任外交总长(1918年3月段祺瑞政府)。他对商天行非常赏识,经常单独邀请他到大使馆交谈、吃饭,邀他同道散步。并请他留在大使馆工作。但商天行的心已归了主。对这样人家求之不得的好差使,又被他婉拒了。他在法国读书期间,发现法国的天主教与比国也大同小异,因此读了一年后他执意回国。1931年初写信叫父亲速寄来路费。因供他出国,家境相当困难,寄来的钱不够,只得买船票先到新加坡。在新加坡找到原来的熟人,在那里教了半年书,备足路费并有了一定的积蓄才乘船回家。
回国后的第一年(即1932年),为了解脱家庭的困境(为留学已债务累累),想起在法国参观过那里的养鸡场,于是在杭州清波门外办了一个养鸡场。由于毫无经验,又不懂经营之道,钱财被骗,不到一年终于倒闭,亏本盘与他人。在这一年,他仍旧研读圣经,更加感到天主教的不足,终于脱离天主教,改守安息日。
当时安息日会在江苏镇江桥头镇办有一所学校——三育大学,校长刘彭年亲自来走访商天行,并邀请他到那里读书。为求真理,1933年他到了江苏三育大学再次读书。在那里读了三个月,他见安息日会伪善成风,与圣经的真义极不相符,因此就宣告退学。 商天行尽管退出了安息日会主办的大学,但仍守安息日。这时他心中异常郁闷、疑惑;圣经中确实只有安息日而无礼拜日,然而安息日会的人反而比守礼拜日的教会差,这是什么缘故呢?带着这个问题,他抛家弃业开始走访江苏、上海等地各派教会,直至1935年底才回到嵊县。回家才知交与祖母照顾的四岁儿子溺水身亡。
1933年至1935年这段时间,是商天行先生一生中的重要时期。在这期间,他发现了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希伯来书四:8)根据圣经的原意,找出美国复临安息日会及小群派的存在问题,并与之作了一生不懈的斗争。
1936年正月,新昌、嵊县两县的教会在嵊县城关镇开大会,商天行接到邀请书参加了聚会。当时分甲乙两班,甲班由英国人麦斐生担任查经(麦斐生是相当有名望的传教士,后来成为全国内地会的会督),乙班请商天行担任查经。不料聚会开始后不久,甲班听经的人走得空无一人,信徒们都到乙班来听商天行讲经了。当时在嵊县有三个外国传教士,除麦斐生外,还有美国的葛连克及澳大利亚的赫警笙,他们作了紧急商量,认为商天行讲的道理与他们讲的道理是不一样的,这样讲下去会危及他们的地位。因此他们与商天行谈判,拿出300元银洋叫他不要再讲道了,当时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钱财,但被商拒绝了。
这次聚会后,商天行的影响一下子大起来。长乐的教会原是守礼拜日的,听了商天行讲的道理后,部分信徒改守安息日了。(因当时商天行还是守安息日的)为此城里的麦斐生与赫警笙赶到长乐坐镇,后来又召开全县执事会将商天行赶出会堂,不准他再在嵊县传道。
当时商天行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教会里,因受外国传教士的压迫围困,在嵊县无法传道。在家里,因生活艰难,父亲天天逼他出去找差使(工作),因他出过国,留过洋,有很多名人认识,出去找个差使是不难的。
在这期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有基督将军之称的冯玉祥差二人用杠抬着大请帖来请他,被他婉言谢绝。此事把父亲气得半死,就把商天行关在谷仓里数日,后有姻舅前来说情,才放了出来。
1937年,又有全国耶稣教自立会会长张之江的信寄到家中,张当时是南京政府的中央委员、中央国术馆馆长。父亲又逼他去南京见张之江,以解救家中的困难。被逼无奈之下,他只得起程赴南京。途中,有个声音连续讲了三遍:“回转吧!回转吧!你自卑自贱要下到阴间里去了。”商天行认为这是上帝的呼唤,便听从神的吩咐停止了南京之行。不久,中日开战,便以此为由回到家里。
回来后,父亲对商天行说,现在日本人打进来了,天下大乱,外面差使也不好干了,你去传道好了。但我已白发苍苍,不能再为你养妻儿了,你带了他们去吧。这么多年来,为了支持商天行出国,倾家荡产变卖家产,还将亲戚(太平村的姑婆)的田产也抵押了出去。回国后又无收入,靠父亲的一点小生意维持全家五口人的生活,难怪父亲要关谷仓逼他出去找差使了。
第二天,商天行去长乐信徒许朝正那里,正好有台州敬爱小学校长谢孝友的一封邀请信,还寄来十元钱路费,邀请商去台州(这好象也是神的安排)。商天行于是带了妻子和儿子动身步行去台州,住在台州(今临海)的望天台医院里。院长陈省几很乐意接待,另外还有汤祝三先生的支持,汤后被日机炸死。在那里每天夜里有聚会,谢孝友先生也来参加,商天行在那里讲道,很受欢迎。
在台州讲道一段时间后,便往黄岩洪家场(今椒江市郊)教会,那里的负责人叫洪为德,在那里讲道讲了些日子,就来到温岭的淋头教会。在淋头教会时看到一本倪柝声写的书,书名是“恶人上天堂,好人下地狱”,商天行对别人说,倪柝声一定要为神所推翻的。
在淋头教会住了约三个月后,三人搭渔船来到温州开理发店的池中涛家。在他家住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为减轻池中涛的经济负担,叫妻子为邻人做女工活,商天行则去温州瓯海山区教会及平阳、瑞安、乐清等地教会传道,因当时温州市区的教牧集团与商天行是势不两立的,不准他在市区教会传道,因他们是讲享受的,商是以受苦的心志当作兵器的不讲享乐的。
1938年日寇飞机来温州轰炸,商天行便全家迁往上戌天长教会,过了些日子又到周岙周公辅家住了个把月。后来离开温州经过乐清等地起程回家,在台州三江口上小火轮时被日本飞机追袭,弃船登陆路行,回到嵊县已是1939年了。
在家待了些日子,受甘霖小学校长吕大时之邀,到甘霖小学教书。那时商天行年方34岁,根据当时的规定,还要服壮丁后备役,为缓役需要在杭州师范毕业的证明。为此他到甘霖镇附近的瓦窑头村沈骏达家找读书时的同学录,沈骏达不在家,但同学录被找到了,以此作证免除了后备役。事后沈妻将此事告知了沈骏达,沈来信邀他去江西共事,并寄来江西省赈济委员会的书刊,此时才知沈骏达时任江西省赈济委员会主任,但商天行并未回信作答,小学的同事都为他感到惋惜。
这年冬天,吕大时又续送聘书来,并答应将校园给他种菜为副业。这样他在甘霖小学又教了段时间。那时甘霖有个安息日会,在宋文炳家聚会,乘在甘霖教书之便,商天行也在那里参加他们的聚会,但他们不能很好地领会新约的道理。
1940年春,商天行辞掉了甘霖小学的工作,来到永康白枫坑口安息日会。在那里碰到传道人李普芳,就随李普芳到了缙云。李普芳在缙云搞土织机纺纱织布,兼养羊。羊养在离城五里地的马岙,商天行便在那里帮他们看护羊群,并开垦荒芜的无人耕种的土地种粮。
在缙云马岙的生活异常困难,因此想起了在嵊县甘霖小学校园里种下的一千多株包心菜,猜想应该长大已可收获,便离开缙云,步行300里回到家中。谁知妻子为寻他,已乘车去缙云找他。于是匆匆去甘霖小学校园割了三担包心菜(其他的包心菜因被校方阻止未割成)上街卖掉。又去岳母家带了儿子商生才,再次步行300里到缙云。
这样全家三人在缙云马岙过了几个月,叫儿子为李普芳牧羊白吃饭无工钱的,吃过麦麸皮小土豆等什粮充饥,勉强渡日。农历九月间,因下种的菜秧被人偷去,生活难以为继,去找李普芳。李已离开缙云去丽水,李普芳原租房的房东王金元帮我找到一所中学的校舍。该校因日机轰炸投下六枚炸弹已他迁,旧校遗址雇人看守,就以每年十元租金让我们种菜。这样我们三人就从马岙迁到缙云县城。开掘校园空地种下包心菜(当地人不知包心菜可吃,所以秧苗未被偷去)。到缙云后,妻子白天替人家做针线活,夜里再做包生活,如补衣服等,儿子帮着种菜,去市场卖,生活略有好转。这时妻子又生了一子,取名缙 才,后到了丽水因生活困难,营养差,小孩生了病无钱就医,未满周岁就夭折了,那是后话。
1941年,根据教友弟兄的介绍,又从缙云到丽水碧湖高溪弯竹水碓,一边租田种稻,一边传教。碧湖教堂的传道人叫甘守道,二位温州教友周增权、唐定浩也在那里种田。由于那里的田地很瘦,只能种一熟,每亩的产量不过300来斤,租谷要交一半,所以租种六亩田,还得再种菜,一家三口常年以菜粥为食,生活异常艰苦,妻儿常发怨恨。
1942年夏,日本兵到了丽水,正好有个去福建买桂圆的嵊县石璜同乡人(何家村)因避战乱来水碓暂住,为使儿子生才少在外面受苦,便托同乡带回嵊县。回家后,儿子靠提篮小卖,打柴做另工为生糊口。
商天行在丽水种田后又到了温州一段时间。1944年又到了温岭,在淋头教会住了段时间。在此期间,除讲道外,写了一本“正道问答”,这是一本反对小群集大成的书。后来温岭县教会开会,英国传教士唐振新(中国名)得知商天行在淋头教会,便在会上对商天行大加攻击、污蔑,而且要淋头教会执事驱逐商天行。在此情况下,商天行在1944年底回到嵊县堰底。
从1937年起,辗转台州、永康、丽水、缙云、温州,1944年才回家,这一去就是整整八年。回来后,就落在渭沙教会传经讲道。直到1958年大跃进运动,教会解散。
1949年,嵊县解放,商天行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土改时被划为贫农,并参加了村贫农协会。
1953年参加村里的第一个互助组。当时温州的互助组由于思想认识跟不上,一时组织不起来,当地政府邀请商天行去做工作,商天行去了以后,很快普遍成立了互助组。
以后的日子,一直是一边参加劳动,直至去世前一个多月,一边传道,把一生精力奉献给主。
从1953年起至1982年,连续六届当选为嵊县人民代表,连续四届担任县政协委员和常委。
1982年5月24日晚10点左右,商天行先生离开人世而去,享年78岁。
商天行的一生,是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是历尽艰难困苦追求真理的一生;是教会中不畏外国强权、不屈不挠斗争的一生;是自己一生清贫又尽其所能帮助穷困他人的一生。他的人格是伟大的,他的品行是高尚的。
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上帝。

相关评论
特别推荐
特别推荐